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。在新发展格局下，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就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一环。自2013年中国（上海）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以来，我国已经形成“1+3+7+1+6+3”共6批自贸试验区/港的战略布局，其中包括10个沿海自贸试验区、8个内陆自贸试验区和3个沿边自贸试验区。

近十年来，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由点及面、由面成网、对标国际、联动国内、立足产业，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承担着推动构建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使命。中国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“试验田”和标志性平台，充分发挥制度优势、开放优势和创新优势，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，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创新，不断提升发展层级，努力实现创新能力更强、开放层次更高、营商环境更优、辐射作用更大的高水平开放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自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，我国自贸试验区积极发挥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，一方面积极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，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压力测试力度，另一方面持续互学互鉴，以制度创新深化改革，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强、集成度高、特色鲜明的制度创新成果。另一方面，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自贸试验区的先进经验和做法，围绕产业发展、要素保障以及各自所承担的差别化试点任务，开展行政“放管服”改革、创新贸易业态模式、创新跨境金融服务、提高事中事后监管能级、推动区域协同发展、提升要素资源保障服务等，形成多批次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与最佳实践案例。

自贸试验区天生自带开放属性，特别是在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“双循环”新发展格局下，自贸试验区内外联通的开放优势则愈加突显。根据商务部《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（2021）》统计，2020年中国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4‰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全国14.7%的外贸规模和17.6%的外商直接投资。从自贸试验区的功能和作用来看，深化投资领域改革和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是自贸试验区的基本任务，也是实现高水平开放的重要途径。毫无疑问，自贸试验区成为连接和畅通国际循环和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枢纽，就像无穷大符号“∞”一样，将贸易与投资效应不断放大。从我国自贸试验区空间分布来看，目前已经形成覆盖沿海、沿边及内陆的立体式、多层次的自贸试验区网络布局。对于沿海自贸试验区而言，能更加充分利用和发挥沿海开放优势，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。对于沿边自贸试验区而言，能打开对外开放的另一扇大门，畅通“一带一路”大通道，实现沿边开放的重要价值。对于内陆自贸试验区而言，有利于提升中西部开放水平，突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战略支点地位，形成内陆发展的“新沿海”和开放的“新高地”。

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，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明显上升，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本土化发展新趋势。加之世纪疫情影响深远，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，更是加快了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布局的重构进程。在此形势下，自贸试验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，结合国家科技强国战略需求，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，加强区内创新活动，带动辐射区外生产效率提升。

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，将“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，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技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高端装备、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”。这是对自贸试验区赋予的新的使命。我国自贸试验区能切实有效整合国内外、区内外的要素资源、产业资源、人才资源和创新资源，大力发展高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，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创新驱动内生动力，加快解决国内大循环中的关键核心技术“卡脖子”以及产业链上“掉链子”问题，构建稳链、强链、补链、延链“四位一体”产业链稳健发展生态。

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发展，自贸区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标志性平台。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针下，自贸试验区立足国内统一大市场，围绕研发、生产、流通、消费等环节充分发挥制度创新、对外开放、创新驱动方面的优势，不断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，更加紧密联通世界经济，为中国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，形成更大范围、更宽领域、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贡献应有之力。